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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桥 | 闵洪学《抚滇奏草》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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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抚滇奏草》,明刻本,成书于明天启、崇祯年间,是一部存世的纸质、刊刻都属上乘的明末云南最高行政长官的案牍汇编,对研究明末云南社会历史和族群关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因该书在国内早已散佚,学界对作者和该书的基本信息了解较少,仅有的研究又较为简单,甚至舛误。故本文对闵洪学生平及《抚滇奏草》版本和内容、付梓过程和时间、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等作了全面深人的考述。


关键词:明末;云南巡抚;闵洪学;《抚滇奏草》

闵洪学是明末重要的历史人物,加衔太子太保,历官云南巡抚、兵部右侍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因“崇祯党争”辞官归家。他巡抚云南长达五年之久,为巩固明代云南边疆和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明史》中无传,学界对闵洪学的生平及其事迹知之甚少,更别提其早已亡佚海外的《抚滇奏草》。目前,学界只有朱端强教授两篇文章谈及《抚滇奏草》,一篇是《日本访读云南史料文献散记》,[1]第一次提到《抚滇奏草》亡佚日本;另一篇是《闵洪学与〈抚滇奏草〉》,[2]只讨论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版本,但未提及流入美国的版本,也未探讨闵洪学的生平,对《抚滇奏草》奏疏数目、署名等的介绍有错误,未指出该书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编排刊刻的错误,也未对该书的内容作全面深入研究,更未对《抚滇奏草》成书过程及付梓时间作详细考证。故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闵洪学生平,《抚滇奏草》版本、内容、成书过程、付梓时间及其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等问题作进一步之考述,对云南地方史、西南边疆史、民族史以及明代人物史的研究或有裨益。

一、闵洪学生平略述

闵洪学,字周先,号曾泉,明代浙江乌程县晟舍镇人(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闵洪学是浙西望族闵氏的第十三世孙,[3]弘治朝刑部尚书闵珪第五世孙,[4]生于明隆庆元年(1567)。[5]他早年受业于著名的理学家、易学家苏浚,因“特拔第一,入邑庠,后人太学,以诗举。”万历二十五年(1597)获“顺天乡试一百三十九名”。二十六年(1598)以“会试二百七十三名,廷试二甲二十六名,观刑部政”。二十七年(1599)“授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二十九年(1600)“进阶承德郎”。三十一年(1603)“升本部江西司员外郎,录囚江南”。三十二年(1604)“升本司郎中”。三十三年(1605)“进阶奉政大夫”。三十六年(1608)“升陕西布政使司,整饬邠乾分巡关内道右参政兼按察使司佥事”。四十年(1612)“承祖母重,寻升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四十四年(1616)“服阙,复除江西按察使”。四十六年(1618)任山西右布政使。泰昌元年(1620)转任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6]


天启元年(1621),闵洪学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云南,兼建昌、毕节、东川等地方赞理军务,兼督川贵兵饷。[7]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闵洪学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使。[8]天启七年(1627)二月,闵洪学请求休致。[9]同日,他与新任云南巡抚谢存仁完成交接工作,[10]结束了近5年的云南巡抚生涯。此后,他三次请告归乡,朝廷于崇祯元年(1628)允许“在籍调理”。[11]


崇祯三年(1630)三月,闵洪学被任命为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12]崇祯四年(1631)三月,闵洪学迁任吏部尚书。[13]闵洪学之所以能升为吏部尚书,与时任次辅的温体仁有很大关系。闵洪学任吏部尚书后,起用温体仁私人和姻娅,禁锢东林党瞿式耜等人,[14]引来东林党人的痛恨。[15]在温体仁与周延儒相互倾轧中,他又遭到了周延儒党人的怨恨。[16]崇祯五年(1632)六月开始,东林党和周延儒党几乎同时弹劾闵洪学。八月,在两党的夹攻之下,他被迫辞官归家。[17]崇祯十七年(1644)闵洪学去世,享年78岁。

二、《抚滇奏草》版本与内容考述

2004年6月至8月,朱端强教授到日本访学,在日本内阁文库中访得《抚滇奏草》原本,回国后向学界介绍了该书流入日本的时间、在日本的收藏情况及内容等。朱教授考证出《抚滇奏草》在清道光以前流入日本,最初被日本丰后佐伯藩主毛利高标收藏,1828年其孙将该书献给了江户幕府。明治维新后,此书归入日本内阁文库。[18]至于该书在国外的流传情况,朱教授并未关注。其实,日本和美国都藏有此书。《抚滇奏草》的原刻本虽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但其复制本早在1970年代已流入美国。


在美国,《抚滇奏草》主要收藏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普林茨顿大学。芝加哥大学收藏的是日本内阁文库的复制本,每1页纸复印原书2页,1970年由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平冈武夫带到美国,藏于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共10卷,外有附录《塘报》和《滇南功牍》2卷,共12卷。哈佛大学本也是1970年由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平冈武夫据内阁文库藏本影印,现藏于哈佛燕京大学图书馆,共12卷,复制本的规格是“22×28cm”,每1页纸复印原书2页,联机管理系统号为“008675856”。普林茨顿大学本也是1970年由京都大学从内阁文库复制的,共12卷,复制本的规格是“15×22cm”,现藏于普林茨顿大学图书馆。因此,美国所藏《抚滇奏草》的版本是日本内阁文库的复印本,1970年由日本学者平冈武夫据内阁文库藏本影印带到美国。日本、美国所藏《抚滇奏草》都是同一版本,只对原本与复制本有所区别起见,可分别称为“日本内阁文库本”和“美国平冈武夫复制本”。


《抚滇奏草》是天启年间云南巡抚闵洪学抚滇的奏议、疏文、塘报等案牍的汇编。疏文历叙天启二年(1622)闵洪学就任云南巡抚以来,他在云南抚剿叛乱,整顿吏治,兴建学校,调整军政边防,改革社会经济,举荐人才等方面的事迹,并列及其辞迁升、谢恩、庆贺、捐俸、请告等方面,是云南历史上一部保存于世,且刊刻、纸质都属上乘的明末云南最高行政长官的案牍汇编刻本。全书共10卷,每卷单独成册,外有附录2册,共12册。每册都有封面,在封面的左上角,从上到下竖排写有“抚滇奏草”,在这四个字后用“一”“二”等标明第几册,最后1册在“十二”后标有“终”字。每册封面上都有:内阁文库,书号“汉13787”,册数“12”,函号“史55·4”。每册第1页的右上角都有“内阁图书□□”的印章。第1册封面还有“书史五十五、四,一三七八七号,全十二”的标签,第1册第1页右下角还有“佐伯侯毛利高标字培松藏书画印”的藏书章。


《抚滇奏草》是明刻本,该书疏文字体清晰,按时间顺序编排,仅第10卷有1篇疏文错排,总体说来,刻工精良。每册每页9行,每卷因疏文的多寡和内容多少不同,页数也不尽相同,12册共约1982页,全文约27万字。前10册为正文,是闵洪学抚滇期间的疏文,第1册包括了3篇序、目录和卷1,其他的都是每册1卷,共10卷,共150篇《疏》。[19]第11、12册是附录,其中第11册是“抚滇奏草附塘报”,署名“巡抚云南都御史闵洪学”,是闵洪学抚剿乌撒、罗平、师宗、东川等地叛乱时上报朝廷的6篇《塘报》。第12册是“滇南功牍”,没有署名,共有1篇《报捷目》、1篇朱泰祯的《勘功疏》[20]、1篇兵部的《叙功覆疏》、2篇闵洪学的《辞恩典疏》和《谢恩疏》。从《抚滇奏草》的内容来看,可将该书11篇奏疏大致分为8类:(1)交通类,共3篇疏文;(2)吏治民瘼类,共23篇疏文;(3)人事类,共65篇疏文;(4)军政夷情类,共46篇;(5)钱法类,共3篇;(6)学校类,共3篇;(7)灾异类,共4篇;(8)庆贺、捐俸类,共14篇。这一分类,基本囊括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即闵洪学抚滇近6年的主要事迹和功绩,以及明朝天启年间云南和川滇黔毗邻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族群关系。


全书前10卷的疏文按上奏时间顺序排列,起自天启二年(1622)四月八日的《请开粤路疏》,迄于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一日的《请告疏》。朱端强教授认为疏文“迄于天启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所上《请告疏》”,[21]疑其只看到目录,未认真比照该书的内容所致。其实,在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初九日上《请告疏》后,闵洪学还于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一日再上《请告疏》,[22]只是目录上没有而已。


前10卷每卷开头都有署名,第1卷到第7卷署“巡抚云南都御史臣闵洪学”,第8卷至第10卷署“巡抚云南兵部右侍郎臣闵洪学”。[23]这一变化是因为闵洪学职衔的变化,第7卷最后1疏是《覆提问贪官招疏》,时间是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二日,此时闵洪学还未收到吏部准其“加衔抚滇”的咨文,第8卷第1疏是闵洪学二月初九日接到吏部咨文后所上的《谢恩疏》,时间是天启六年(1626)二月二十日,此时闵洪学以加兵部右侍郎衔抚滇,于是,自第8卷起,闵洪学将《抚滇奏草》的署名由“巡抚云南都御史臣闵洪学”改为了“巡抚云南兵部右侍郎臣闵洪学”。


此外,在核对《抚滇奏草》的目录和正文内容后,发现该书多次出现或目录与正文奏疏标题不一致、或目录奏疏标题日期与正文奏疏日期不一致、或目录奏疏标题顺序与正文奏疏顺序不一致、或目录标题多字而正文标题少字、或目录标题少字而正文标题多字、或没有目录标题而正文有奏疏等等情况。究其原因,这很大程度上与《抚滇奏草》成书、付梓的过程和时间有关。 

三、《抚滇奏草》成书过程及付梓时间考

《抚滇奏草》刊刻时间,日本《改定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将《抚滇奏草》的成书时间定为天启六年(1626),美国三所大学对各自所藏《抚滇奏草》的出版时间的描述也是天启六年(1626)。朱端强教授已考证出日本认定《抚滇奏草》的刊刻时间是错误的。他进而指出该书完稿于天启六年汇辑而成,付梓于崇祯之后,此后又有增改,“最后刻于其北京任职期间或告病回家之后。”[24]通过仔细阅读《抚滇奏草》文本,以及考证闵洪学生平,比照《抚滇奏草》文本的序、目录、内容、疏文避讳和其他史料,我们发现,朱教授关于《抚滇奏草》的成书过程、付梓、编订的过程及时间的看法值得进一步推敲。


《抚滇奏草》有沈演、朱泰祯、朱国祯的序,每篇序上都有三人的印章。三篇序都写于天启六年(1626)。朱国桢、朱泰祯序的落款时间分别是“天启丙寅小春月”和“天启丙寅季夏朔日”,即分别写于天启六年(1626)的春季和夏季。沈演的序虽没有落款时间,但从他的署名头衔“刑部左侍郎”可知,此序当写于天启六年(1626)二月二十日他升任刑部左侍郎[25]以后。闵洪学曾写信给朱国桢“蒙委叙文”,并将一部分《抚滇奏草》寄给朱国桢,即他所谓的“当年接尊揭已得半”“今滇已大定”,《抚滇奏草》“今日读刻既便得其全”,[26]可知,闵洪学可能先后两次将《抚滇奏草》寄给朱国桢,在天启五年(1625)下半年,即“滇已大定”时,朱国桢得到了天启五年(1625)六月及之前的全部疏文,这从朱国桢天启六年(1626)的序中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答案。朱国桢的序主要言及闵洪学抚剿平定云南叛夷的举措和功劳,这也与《抚滇奏草》天启五年(1625)六月前的疏文主要内容为抚剿叛乱问题相符。朱泰祯与闵洪学同时、同地为官,他对《抚滇奏草》的了解应该更加明晰,他在序中主要谈到闵洪学平定叛乱、筑城、活滇的功绩。但在序中,他明确提到“抚滇奏草”四字,并言及其对《抚滇奏草》的内容和评价。[27]可知,闵洪学在朱泰祯等人写序之前可能就已经将该书取名为《抚滇奏草》。沈演的序也只提及闵洪学平定云南、东川等地的叛乱的功绩,而未涉及其他方面,且指出“公移书属余序疏稿”,后“军中拜少司马”“又采廷议仍留滇”[28]可见,在天启五年(1625)六月加衔兵部右侍郎之前,闵洪学已移书时任顺天府尹的沈演,让其写序。由此可知,闵洪学应在这之前便开始着手汇编《抚滇奏草》。


如上所述,至迟天启五年(1625),闵洪学已经拟好题目,开始汇编《抚滇奏草》,请人写序。到天启五年(1625)六月云南叛乱平定时,可能已将之前的疏文按年月编辑。结合《抚滇奏草》的内容来看,当时他可能已经将天启五年(1625)六月以前的奏疏编成了6卷左右。而《抚滇奏草》中落款的最后时间是卷10《请告疏》中的崇祯元年(1628)九月初七日。[29]因此,闵洪学的《抚滇奏草》应该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完成的,可能是一边汇辑,一边刊刻,一边添补,先编辑疏文,再做目录,这就能解释上文指出的目录标题与疏文标题不一致等问题。历经几年,他最终编定刊刻完成12册的《抚滇奏草》。


《抚滇奏草》付梓和最后刊刻时间,在序和疏文中未言明,但从该书的内容、疏文避讳以及闵洪学生平来看,闵洪学的《抚滇奏草》,除了在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病逝以后十二月初九日所上的《请告疏》《谢恩疏》以及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一日所上《请告疏》是闵洪学崇祯元年(1628)九月被准予回籍养病后至崇祯三年(1631)被重新起用前增补外,其余所有疏文都是在天启七年(1627)付梓汇编完成的,理由有三。


其一,检索《抚滇奏草》全书发现,该书都在避明熹宗朱由校的名讳。全书都将“给由”改为“给繇”,用“繇”避讳“由”,全文只有一处例外,即卷1《考核给繇疏》目录避讳用“繇”,但正文标题却是《考核给由疏》,[30]可能是誊写疏文时的疏忽,雕刻时亦未改正;用“较”避讳“校”,全书没有一个地方用“校”,该用“校”的地方都用“较”来避讳,如“检校”均改为“检较”。然而全书对崇祯帝朱由检的“检”却不避讳,而在明熹宗去世以前,闵洪学最后上的奏疏是卷10中天启七年(1627)二月初十日的11篇疏文和附录《滇南功牍》中收录的在天启七年(1627)六月十三日所上的《辞恩典疏》,这说明该书除上文所言熹宗病逝后所上的3篇疏文外,其余天启年间的疏文付梓时是天启朝而不是崇祯朝,编定付梓的具体时间应该是闵洪学离任云南巡抚的天启七年(1627)。而此后增补的3篇奏疏中因没有需要避讳的字,所以全书就呈现出只避讳朱由校而不避讳朱由检的现象。


其二,纵观全书,除了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初九日所上的《请告疏》《谢恩疏》以及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一日所上《请告疏》外,其余的疏文和附录内容都是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明熹宗去世以前。上文我们提到,闵洪学的《抚滇奏草》不是一次编完,而是经历了很长时间,至迟从天启五年(1625)就已经开始,是逐年的,按闵洪学抚滇的时间先后顺序编排。闵洪学与新巡抚谢存仁交接工作是在天启七年(1627)二月初十日,同日,他连上11篇疏文,涉及举荐、举劾官员、辞升任、请休致和交接工作等方面。全书只有2篇《请告疏》和1篇因抚滇而受封赏的《谢恩疏》在此后上疏。结合避讳分析可知,《抚滇奏草》除了上文提到的后来增补的3篇疏文外,其余疏文都是在天启七年(1627)或之前整理完成并刊刻的。


其三,据上文考证,《抚滇奏草》大部分案牍都已在天启七年(1627)刊刻,但只有将后来的3篇疏文增补,全书才能真正意义上算编定刊刻完成。至于这3篇疏文的增补时间,从闵洪学的生平和当时的朝局亦可做大致的推断。闵洪学在天启七年(1627)离任,时“值春夏雨暑之际”“湿热蒸逼”,闵洪学“毒发于胫,寸步不能动移者至百余日”,[31]这意味着闵洪学三月受到朝廷封赏后,于六月十三日上《辞恩典疏》时,仍未离滇。到十月中,他才“传牌赴南京都察院之任”,不料十一月初九日病情加重。同日,他上《请告疏》,[32]未被允许。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一日,他再上《请告疏》,终于得到“在籍调理”的许可。[33]以上3篇疏文他可能在病榻中上奏,抑或在赴南京都察院职途中所奏。值得注意的是,闵洪学上这3篇疏文时,已没有像之前上奏其他疏文那样,动用“专差承差”的吏员,而是让其义男闵福或闵顺捧疏上奏,这亦表明他上这3篇疏文时已经离任,可能因病滞留云南,或在离滇返回内地的路上。崇祯元年(1628)九月,朝廷允许他“在籍调理”,他便顺路返回浙江乌程老家,到家时间大致在崇祯元年(1628)底或崇祯二年(1629)初。因为生病和赶路,他不可能带病在途中将这3篇奏疏增补到《抚滇奏草》中,最有可能是在返回乌程老家“在籍调理”期间,作了增补,并最终完成12册的《抚滇奏草》。崇祯三年(1630)他被重新起用,因勤于政事和牵涉党争,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去增补。若是崇祯五年(1632)辞官以后才增补和刊刻的话,他有大把时间,就不应该因时间仓促而出现目录和正文内容错乱和标题不一致等情况。

四、《抚滇奏草》的地位和价值

《抚滇奏草》,明刻本,是天启年间云南巡抚闵洪学抚滇的公文奏疏合集,历经天启、崇祯两朝而成,是云南历史上一部留存于世,且纸质、刊刻都属上乘的明末云南最高行政长官的案牍汇编。明朝内阁首辅、文渊阁大学士朱国桢赞该书“历历可数,遂冠千古”[34]朱泰祯也盛赞该书“千载一遇”“滇人所系百年无事”。[35]时人给予《抚滇奏草》极高的评价,可见该书在明代的地位和影响。遗憾的是,《抚滇奏草》在清道光以前便已亡佚海外,后人知之甚少,就连袁嘉谷、方树梅、方国瑜等熟知云南历史文献的学术大家亦未见过此书,因此该书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一直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闵洪学《抚滇奏草》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抚滇奏草》能增补明朝天启年间云南社会历史发展和族群关系等方面史料的不足,有利于深化明末云南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科举史、城市史、环境史、民族史、社会史等问题的研究。其次,考述《抚滇奏草》能重新认识和评价闵洪学的抚滇功绩、抚滇策略、抚滇理念和抚滇思想。再次,研究《抚滇奏草》能更清晰地理解云南的战略地位和价值,能更明确和细致地把握明末川滇黔毗连区域社会历史发展和族群关系的全貌,能更透彻地展现明末西南边疆危机和明朝处理西南边疆危机的机制和策略。然后,探讨《抚滇奏草》能更全面地了解明代天启以降川滇黔交界一带复杂的社会局势以及明朝面对复杂局势和叛乱所采取的举措及其带来的影响。最后,仔细研读《抚滇奏草》,能从中总结明朝治理、经营川滇黔毗邻区和云南的经验与教训,在“一带一路”新的历史时期,高瞻远瞩,寻求治理中国西南边疆、维护民族团结的新策略和新理念。

按:作者王春桥(1986—),男,云南保山人,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西南边疆史、土司制度史、历史人类学。原文载《学术探索》2017年第7期,第100—104页。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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